开元十五年春天，泰山封禅大典刚刚落下帷幕，回师长安的队伍还没完全散去，朝中却先热闹了起来。吏部奏报的一份论功行赏名单里，有一个名字格外扎眼——郑镒，一个本来只是九品校书郎的年轻人，竟然一下子跨过几个台阶，被点成从五品的员外郎。
不少官员对着名单愣了半天，有人嘴上没说什么，心里却已经默默记住了三个字：张说。因为谁都明白，能在封禅这样的大典后左右奖赏之权的，除了唐玄宗李隆基，就只剩下当时的中书令、同中书门下三品——张说。
朝堂之外，长安坊市间很快出现了一个新词，“泰山之力”。有人口气不急不缓：“呵，这官位升得快，怕不是被泰山推上去的吧？”一阵哄笑，此话不点名，却人人都懂是在说谁。
等到这句戏言传进御史台，再进宫门，成了一件不得不处理的事时，很多人都没想到，这会成为张说仕途最后一次大转折的引线。
有意思的是，几年之后，那个曾在权力巅峰上轻易点名、让女婿连升几级的张说，已经贬居鄂州，远离长安。他在灯下写下一篇短文，题作《钱本草》，开篇就一句：“钱，味甘，大热，有毒。”把钱比作药，写得又准又毒。若对照他当年的选择，这篇文章的意味就更耐人寻味了。
要看懂这份意味，得从头说起。
一、开元盛世里的“老宰相”
说到开元盛世，很多人想到的是“政治清明”“国力鼎盛”。确实，开元年间，唐玄宗励精图治，整饬吏治，削藩镇，重用贤相，一度被后人视为典型的“治世”。
张说就在这个“治世”的中枢位置上活动。他出身并不显赫，却凭借文章与政绩，在武则天、唐中宗、睿宗、玄宗四朝沉浮，到了开元年间，已经是一位资历极重的老臣。开元初，他屡次入相，又屡次被罢，相当于经历了“上去—下来—再上去”的三轮起落。到开元十四年时，他年过六十，正位中书令，权倾一时。
在唐代，宰相并不是一个固定官名，而是一类职务的统称。中书令、侍中、同中书门下三品等，都属于宰相之列。张说出任中书令，既掌诏令起草之权，又能参与决策，很多奏章都要经过他之手。他本人文采出众，又善于经营人脉，在士林、军中都有影响力。
开元前期，玄宗借助张说等人整顿旧弊，政局稳定，经济恢复，史书上称“开元之治”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朝廷对官员选拔和升迁的规矩尤其看重“公正”二字。玄宗曾多次下诏，强调吏治清明，反复提到避免“任情”“阿私”。
不过，制度归制度，官场里人情、关系永远绕不开。张说是老手，很清楚这一层。他知道天子喜好，也懂各种“潜规则”，甚至在某些时候本身就是规则的一部分。权力用得久了，对人心的微妙变化，他也格外敏感。
开元十四年，朝局表面安定，其实暗流已经开始聚积。一边是武惠妃得宠、内廷气象微妙；一边是御史台、吏部等机构不断“清查”“弹劾”，风声渐紧。在这样的氛围下，任何与“私情”“受托”沾点边的举动，都可能被放大。
就在这年秋天，一个看起来并不严重的家事，请托升官的小事，慢慢变成了张说后半生的转折点。
二、九品女婿的烦恼
张说的女婿叫郑镒，人不算出众，却有一个显眼的身份：宰相的乘龙快婿。
他在集贤院做校书郎，勉强算是进入仕途的门槛。九品官，在唐代官阶体系里，只是最下层，小吏一类。要往上走，绕不开吏部的铨选。唐代科举兴起之后，选官主要看科第出身，同时看平日考课与人品记录，但具体到某一次升迁，又往往离不开推荐、评价和背后的评价网络。
按制度，吏部会给属吏打考评，大略分“上、中、下”，甚至细分“中上、中下”。这种评价既看业务，也看名声。有些人业务平平，却能评个“中上”，原因很简单——在同僚、上司那里“存在感”比较好，往来勤快，关系维护得当。
郑镒的问题，就出在这条线上。他性情沉静，不太会交际。考评一出，竟被评了个“中下”。在铨选激烈的时候，这样的评语几乎等于在告诉他：你先等等，后面还有一大串人排队呢。
对一个年轻人，尤其还是宰相女婿来说，这种挫败并不好受。他明明知道岳父位高权重，却迟迟不愿意开口求助，多少有点“读书人要脸”的心理。直到铨选落空，情绪压不住了，有人悄悄给他出主意：“不如去见见相爷，让老人家心里也有个数。”
史书中没有记下这次见面具体说了什么，只知道郑镒的仕途困境，确实成了张说后来动念的重要原因。可以想象，那时的张说，看着这个年轻女婿，再想到女儿的期盼，自然难免生出一念：“如果只是帮他一个小忙，又不伤大局，似乎也说得过去。”
这一点，在唐代并不罕见。尽管制度上强调“任贤不避亲”，但现实中，“避亲”的呼声相当强。尤其到了开元，玄宗本人对屡次出现的“外戚用事”“亲戚骤升”格外警惕。张说不是不知道，只是当这个问题落在自家女婿身上时，他做了一个有风险的选择——先把这件事放进心里，等合适的机会再说。
也正是在这个节点，封禅泰山的消息传来。
三、泰山封禅：盛典与机会
开元十五年，唐玄宗决定封禅泰山。
封禅，在中国古代是极其隆重的大典。自秦汉以来，只有在国力强盛、天下承认皇朝正统时，才有资格“告成于天”，在泰山封禅。一方面是宗教礼仪，一方面也是政治宣示：告诉天下，天命在我，四方归心。
这一次封禅，玄宗颇为重视，前期筹备就耗时数月。礼仪、行程、安保、祭品、陪从官员，一个环节都不能乱。主持这场大典的，总揽全局的，就是张说。他不仅要负责仪文起草、礼制安排，还要协调各部门，使得从长安出发到泰山封禅，再到返回都井然有序。
对很多官员来说，能随驾封禅，既是荣耀，也是机会。行程中谁负责具体事务，谁在天子跟前表现突出，回来后论功行赏，往往就能看出差别。人们心照不宣：这是一场集中的“考核”和“展示”。
张说掌握名单拟定之权，对谁能有随行名额，说话很有分量。就这样，他把目光落在了郑镒身上。让女婿随行，名义上是借这个机会锻炼，实际上也相当于提前为他铺上一条路。
这种安排，从形式上说仍在规矩范围内。封禅队伍庞大，文官、武将、史官、工匠，各有职司，安排一个九品校书郎并不算过分。外人即便看出一点苗头，顶多心里嘀咕几句，很难抓住实质性的把柄。
封禅过程在史书中有较详细的记载：玄宗在泰山筑坛，行上封礼，又在梁父山行下禅之礼，祭告天地，颁诏天下，显示大唐国力之盛。张说作为主祭官之一，出现在重重仪仗之间，风头无两。可以说，那一刻，他站在了人生权力的最高处。
也正是在这种高点上，人心最容易松一口气。很多事，看着似乎都简单了一些。“不过举一人耳”“封禅有功，论赏有名”，类似的念头，在这种氛围里很容易变得顺理成章。
封禅结束，回銮长安，接下来就是论功行赏。奖赏谁、怎么赏，很大程度要看由谁拟定的名册。张说利用职权，将郑镒列入“有劳可奖”的名单，而且不是给个小小嘉奖，而是直指品级的飞跃——从九品到五品，中间跨过从八到六的几级，这是一个典型的“超常规提拔”。
据相关记载，这次提升是“连迁数阶”，短时间内把郑镒抬到了员外郎的位置。员外郎是从五品下，已经可以算是中枢机关里的中层官员，地位和影响都非昔日可比。
有的朝臣看到名单时，只是皱了皱眉；有的则暗地里和熟人低声议论：“九品一跃五品，这力气不小啊。”从这里，那个讥讽的说法才慢慢浮出来——“得泰山之力也。”
四、“泰山之力”的反噬
在当时的长安，这句“泰山之力”的调侃起初只是坊间笑谈，但口口相传，很快被赋予了相当明确的指向：用封禅大典的权力之“力”，去推一个本不该如此快升的女婿。
对张说不满的人，本来就不少。有人不满他的权势，有人不满他的作风，也有人看不惯他既能读文章又能玩权术。事情看似只是升了一个女婿的官，却触动了许多人的神经——尤其是那些苦等多年、考评优良却迟迟不得升迁的官员。
开元时期，御史台的力量很大。御史中丞、侍御史们负责弹劾百官，名义上是“风宪之司”，可以“不避权贵”。在“吏治清明”的旗号之下，有关“任人唯亲”的问题，自然是重点关注对象。
宇文融，就是在这个背景下走上前台的御史中丞之一。他早年以整顿赋税、清查田亩出名，在玄宗那里颇得信任。这样的官员，最适合抓住吏治问题做文章。
当“泰山之力”的说法传入御史台，对张说并不友善的宇文融等人，很快意识到这里隐藏着一个切入口：封禅是大典，涉及天子面子；若在这种场合任用私情，等于把“私心”写进国家礼仪之中。抓住这一点，就不只是“升官过快”的小问题，而能上升为“坏乱国家典章”的大问题。
于是，一封封奏章开始往皇帝案头飞。内容大抵围绕几个点：一是指出某人（不点名也好，指名道姓也好）“乘封禅之典，私升亲属”；二是提到“朝纲所不容”；三是顺带翻出张说以前的一些旧账，比如收受礼物、结党营私之类。
唐玄宗对张说并非没有感情。开元初年，是张说协助他巩固政权，安抚藩镇，整顿文武。两人之间也有不少“共事”的旧情。但皇帝毕竟是皇帝，感情归感情，面子、权力、朝中风向又是另一回事。
在奏章积累到一定程度以后，玄宗已不可能装作完全不知道。有的传说里，说他曾把奏章摔到一边，说一句“此朕所知也”，表示自己了解情况。但这样的态度坚持不了太久，尤其当“泰山之力”的笑谈连太学生、士人都开始引用时，这已经不简单是中枢内部的风言风语，而是影响到了朝廷声誉。
不得不说，舆论的压力，在那个时代同样存在，只是形式不同而已。对于玄宗来说，一方面要维护“开元之治”的清明形象，另一方面又不能让御史台觉得皇权包庇权臣。这样一平衡，结局就变得比较清晰了。
很快，诏书下达：张说被罢免中书令之职，外放为鄂州刺史。表面看，是“出为方镇”，还算体面；实际上，他离开了权力中枢，离开了决定天下大事的那张桌子，政治生命基本画上句号。
长安城里，议论的焦点不再是郑镒的官职，而是：权势如张说者，竟然会栽在这件事上。有一点值得注意，很多人并不否认张说此前的功劳，历史对他的评价也并非一黑到底。但在这次事件上，大多数人的态度很简单——“宰相提拔女婿”，触了官场公认的忌讳，遇上吏治风紧，自然格外危险。
从制度角度看，这件事也算是一例颇为典型的“人情与规矩的冲撞”。若没有封禅的背景，若没有开元对吏治的强调，张说帮女婿升个一两级，未必会有如此后果。但偏偏是在大典之后、盛世之中，加之舆论发酵，才让这次超常规提拔变成众矢之的。
五、远去的权力与鄂州的夜
离开长安，赴任鄂州，对张说来说是一次从云端到江面的落差。
鄂州在唐代属江南东道，地处长江中游，水路发达，却远离京畿。一个曾经在紫宸殿前与天子讨论国是的中书令，如今成了地方刺史，这本身就是一种无声的提醒：权力可以来得快，也可以散得快。
张说这一生，其实已经习惯了起落。早年因为为武则天作颂，被提拔；后来又因政争被贬；再起，再跌，再起。他的才华在文学上有很高评价，与燕钦融、宋之问等并称一时，被称为“燕许大手笔”。也正因为读书写作出身，他对文字有种特别的敏感，遇事容易用笔来回应。
到了鄂州，这位曾经的权臣离开了纷争中心，有了大量独处时间。往日来往于相府的士大夫，自然少多了，真正能坚持通讯的不过几人。权力远去，人情冷暖，体会就会格外清晰。
正是在这样的环境里，他开始回想自己的一生：从出仕、得势，到收礼、荐人，再到封禅、提拔女婿、遭遇弹劾。很多细节未必记得一清二楚，但几件关键大事总在脑海里打转。从这些经历中，他想透的一个问题，正好落在那篇《钱本草》里。
六、《钱本草》：用药的眼光看钱
“钱，味甘，大热，有毒。”这句开头，在后世被引用了无数次。
本草，本是古代药物学著作的统称，如《神农本草经》《新修本草》，记录各种药物的性味、主治、采集方法等。张说把“钱”当作一种“药”，给它写“本草”，既带几分讽刺，又带几分冷静。
在这篇短文里，他写钱的“性味”：甘，说明它让人觉得甜、美好；大热，说明它容易让人血气上涌、心绪急躁；有毒，则点明钱本身具有负面杀伤力。这种归纳，用药学的笔法，点出钱的双重属性——既能治病，又能致病。
接着，他写钱的“主治”：可以“利邦国”，也可以“污贤达”。用得好，国家财政充盈，百姓生活改善，军队有饷，官府有用；用得不好，贤人因为钱而名节受损，清议被污染，社会风气变坏。
他又谈“采之之法”：大约是说，钱应该从正常渠道获得，通过劳作、征税、交易，而不是偷盗、贪污、勒索，用“药引”的方式暗示获取钱财也需遵循“道、德、义、礼、仁、信、智”七个字。钱若脱离这些，就容易变毒。
有意思的是，他把钱的药引写成“道、德、义、礼、仁、信、智”七味，意思很直接：钱如果没有道义、礼法、仁心等来约束，就会失控。换句话说，钱本身只是中性之物，但一旦进入人心，若没有这些“药引”，它的毒性就会蔓延。
这篇文章字数不多，却层次清晰，既像一篇讽喻，也像写给自己的警策。结合张说的经历，尤其是封禅后为女婿谋官这件事，很多人读到这里，很难不产生联想——那一次，他也是用权力去“采钱”“变现”自己手上的资源，把公权当作一种可交易的资本。
不得不说，把钱设想为一种“大热有毒”的药，比简单道德谴责要深一层。药有毒，人人皆知，但在必要时仍要用。关键问题不在“用不用”，而在“如何用”“用多少”“何时用”。钱也是一样，离不开，躲不开，只能面对它，管住它。
从士大夫的角度看，《钱本草》还有另一层意味。很多在政治上遭遇挫折的文人士大夫，都会借文字来重建自己的某种秩序。有的人写史，以他人兴亡自照；有的人写诗，把无奈放进句子里；张说则用本草的形式，写了篇关于钱与人性的“处方笺”。
七、人情、权力与一念之间
回望张说的这段经历，最打眼的，是那一念之差。
若没有封禅后的那次超常规提拔，他的宰相之位或许还能多坐几年；即便后来因其他缘故被替换，评价也未必会被“任人唯亲”压住。但历史就是这样，往往在看似“小事”的节点转弯。
唐代的制度设计，尽管存在许多漏洞，但对于“宰相用人”的边界还是有基本共识的。亲戚可以用，但不能太快、太显眼，更不能在重大典礼和全国瞩目的场合中，借机上位。张说偏偏踩在这条线的边缘，甚至有点超线，这就给了御史弹劾的机会。
从另一个角度看，张说并非那种只会徇私的权臣。他在开元前期的确有功，治军、修史、整顿文风都有不小成就。问题在于，长期掌权后，很容易对“规矩”产生一种错觉——只要大方向对，小地方稍微“照顾”一下亲信、不伤大局，应该也算合理。这种心态，正是很多大臣晚节不保的根源。
钱，在这里是一个很好的象征。封禅这样的国家大典，本身也消耗巨大的财力和人力。权力、声誉、金钱、人情，在这样的场合交缠在一起。张说在封禅中居于核心位置，有能力安排许多事；而等到他失势之后，思考最多的却偏偏是“钱”的问题，倒也算一种讽刺。
《钱本草》流传下来，后世读者多半把它当成一则小品文来看，谈笑间说“味甘、大热、有毒”几句，觉得精辟。可把它放回开元十五年前后的语境里看，里面那种“既亲近又警惕”的态度，就显得凝重许多。
张说这一生，既尝过权力最甜的部分，也被它“烫”得不轻。晚年在鄂州写下这篇“奇文”，或许并不是要教训谁，也不是要说理给天下人听，而只是对自己用过的权、收过的礼、帮过的亲戚、错过的边界，做一次冷静的归纳。
钱像药，人心像病。药本无意，人自有心。看懂了这一点，再读他那句“味甘，大热，有毒”，其中的滋味，就不只是辞章之巧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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