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开元十五年春天,泰山封禅大典刚刚落下帷幕,回师长安的队伍还没完全散去,朝中却先热闹了起来。吏部奏报的一份论功行赏名单里,有一个名字格外扎眼——郑镒,一个本来只是九品校书郎的年轻人,竟然一下子跨过几个台阶,被点成从五品的员外郎。
不少官员对着名单愣了半天,有人嘴上没说什么,心里却已经默默记住了三个字:张说。因为谁都明白,能在封禅这样的大典后左右奖赏之权的,除了唐玄宗李隆基,就只剩下当时的中书令、同中书门下三品——张说。
朝堂之外,长安坊市间很快出现了一个新词,“泰山之力”。有人口气不急不缓:“呵,这官位升得快,怕不是被泰山推上去的吧?”一阵哄笑,此话不点名,却人人都懂是在说谁。
等到这句戏言传进御史台,再进宫门,成了一件不得不处理的事时,很多人都没想到,这会成为张说仕途最后一次大转折的引线。
有意思的是,几年之后,那个曾在权力巅峰上轻易点名、让女婿连升几级的张说,已经贬居鄂州,远离长安。他在灯下写下一篇短文,题作《钱本草》,开篇就一句:“钱,味甘,大热,有毒。”把钱比作药,写得又准又毒。若对照他当年的选择,这篇文章的意味就更耐人寻味了。
要看懂这份意味,得从头说起。
一、开元盛世里的“老宰相”
说到开元盛世,很多人想到的是“政治清明”“国力鼎盛”。确实,开元年间,唐玄宗励精图治,整饬吏治,削藩镇,重用贤相,一度被后人视为典型的“治世”。
张说就在这个“治世”的中枢位置上活动。他出身并不显赫,却凭借文章与政绩,在武则天、唐中宗、睿宗、玄宗四朝沉浮,到了开元年间,已经是一位资历极重的老臣。开元初,他屡次入相,又屡次被罢,相当于经历了“上去—下来—再上去”的三轮起落。到开元十四年时,他年过六十,正位中书令,权倾一时。
在唐代,宰相并不是一个固定官名,而是一类职务的统称。中书令、侍中、同中书门下三品等,都属于宰相之列。张说出任中书令,既掌诏令起草之权,又能参与决策,很多奏章都要经过他之手。他本人文采出众,又善于经营人脉,在士林、军中都有影响力。
开元前期,玄宗借助张说等人整顿旧弊,政局稳定,经济恢复,史书上称“开元之治”。在这样的背景下,朝廷对官员选拔和升迁的规矩尤其看重“公正”二字。玄宗曾多次下诏,强调吏治清明,反复提到避免“任情”“阿私”。
不过,制度归制度,官场里人情、关系永远绕不开。张说是老手,很清楚这一层。他知道天子喜好,也懂各种“潜规则”,甚至在某些时候本身就是规则的一部分。权力用得久了,对人心的微妙变化,他也格外敏感。

开元十四年,朝局表面安定,其实暗流已经开始聚积。一边是武惠妃得宠、内廷气象微妙;一边是御史台、吏部等机构不断“清查”“弹劾”,风声渐紧。在这样的氛围下,任何与“私情”“受托”沾点边的举动,都可能被放大。
就在这年秋天,一个看起来并不严重的家事,请托升官的小事,慢慢变成了张说后半生的转折点。
二、九品女婿的烦恼
张说的女婿叫郑镒,人不算出众,却有一个显眼的身份:宰相的乘龙快婿。
他在集贤院做校书郎,勉强算是进入仕途的门槛。九品官,在唐代官阶体系里,只是最下层,小吏一类。要往上走,绕不开吏部的铨选。唐代科举兴起之后,选官主要看科第出身,同时看平日考课与人品记录,但具体到某一次升迁,又往往离不开推荐、评价和背后的评价网络。
按制度,吏部会给属吏打考评,大略分“上、中、下”,甚至细分“中上、中下”。这种评价既看业务,也看名声。有些人业务平平,却能评个“中上”,原因很简单——在同僚、上司那里“存在感”比较好,往来勤快,关系维护得当。
郑镒的问题,就出在这条线上。他性情沉静,不太会交际。考评一出,竟被评了个“中下”。在铨选激烈的时候,这样的评语几乎等于在告诉他:你先等等,后面还有一大串人排队呢。
对一个年轻人,尤其还是宰相女婿来说,这种挫败并不好受。他明明知道岳父位高权重,却迟迟不愿意开口求助,多少有点“读书人要脸”的心理。直到铨选落空,情绪压不住了,有人悄悄给他出主意:“不如去见见相爷,让老人家心里也有个数。”
史书中没有记下这次见面具体说了什么,只知道郑镒的仕途困境,确实成了张说后来动念的重要原因。可以想象,那时的张说,看着这个年轻女婿,再想到女儿的期盼,自然难免生出一念:“如果只是帮他一个小忙,又不伤大局,似乎也说得过去。”
这一点,在唐代并不罕见。尽管制度上强调“任贤不避亲”,但现实中,“避亲”的呼声相当强。尤其到了开元,玄宗本人对屡次出现的“外戚用事”“亲戚骤升”格外警惕。张说不是不知道,只是当这个问题落在自家女婿身上时,他做了一个有风险的选择——先把这件事放进心里,等合适的机会再说。
也正是在这个节点,封禅泰山的消息传来。
三、泰山封禅:盛典与机会

开元十五年,唐玄宗决定封禅泰山。
封禅,在中国古代是极其隆重的大典。自秦汉以来,只有在国力强盛、天下承认皇朝正统时,才有资格“告成于天”,在泰山封禅。一方面是宗教礼仪,一方面也是政治宣示:告诉天下,天命在我,四方归心。
这一次封禅,玄宗颇为重视,前期筹备就耗时数月。礼仪、行程、安保、祭品、陪从官员,一个环节都不能乱。主持这场大典的,总揽全局的,就是张说。他不仅要负责仪文起草、礼制安排,还要协调各部门,使得从长安出发到泰山封禅,再到返回都井然有序。
对很多官员来说,能随驾封禅,既是荣耀,也是机会。行程中谁负责具体事务,谁在天子跟前表现突出,回来后论功行赏,往往就能看出差别。人们心照不宣:这是一场集中的“考核”和“展示”。
张说掌握名单拟定之权,对谁能有随行名额,说话很有分量。就这样,他把目光落在了郑镒身上。让女婿随行,名义上是借这个机会锻炼,实际上也相当于提前为他铺上一条路。
这种安排,从形式上说仍在规矩范围内。封禅队伍庞大,文官、武将、史官、工匠,各有职司,安排一个九品校书郎并不算过分。外人即便看出一点苗头,顶多心里嘀咕几句,很难抓住实质性的把柄。
封禅过程在史书中有较详细的记载:玄宗在泰山筑坛,行上封礼,又在梁父山行下禅之礼,祭告天地,颁诏天下,显示大唐国力之盛。张说作为主祭官之一,出现在重重仪仗之间,风头无两。可以说,那一刻,他站在了人生权力的最高处。
也正是在这种高点上,人心最容易松一口气。很多事,看着似乎都简单了一些。“不过举一人耳”“封禅有功,论赏有名”,类似的念头,在这种氛围里很容易变得顺理成章。
封禅结束,回銮长安,接下来就是论功行赏。奖赏谁、怎么赏,很大程度要看由谁拟定的名册。张说利用职权,将郑镒列入“有劳可奖”的名单,而且不是给个小小嘉奖,而是直指品级的飞跃——从九品到五品,中间跨过从八到六的几级,这是一个典型的“超常规提拔”。
据相关记载,这次提升是“连迁数阶”,短时间内把郑镒抬到了员外郎的位置。员外郎是从五品下,已经可以算是中枢机关里的中层官员,地位和影响都非昔日可比。
有的朝臣看到名单时,只是皱了皱眉;有的则暗地里和熟人低声议论:“九品一跃五品,这力气不小啊。”从这里,那个讥讽的说法才慢慢浮出来——“得泰山之力也。”
四、“泰山之力”的反噬

在当时的长安,这句“泰山之力”的调侃起初只是坊间笑谈,但口口相传,很快被赋予了相当明确的指向:用封禅大典的权力之“力”,去推一个本不该如此快升的女婿。
对张说不满的人,本来就不少。有人不满他的权势,有人不满他的作风,也有人看不惯他既能读文章又能玩权术。事情看似只是升了一个女婿的官,却触动了许多人的神经——尤其是那些苦等多年、考评优良却迟迟不得升迁的官员。
开元时期,御史台的力量很大。御史中丞、侍御史们负责弹劾百官,名义上是“风宪之司”,可以“不避权贵”。在“吏治清明”的旗号之下,有关“任人唯亲”的问题,自然是重点关注对象。
宇文融,就是在这个背景下走上前台的御史中丞之一。他早年以整顿赋税、清查田亩出名,在玄宗那里颇得信任。这样的官员,最适合抓住吏治问题做文章。
当“泰山之力”的说法传入御史台,对张说并不友善的宇文融等人,很快意识到这里隐藏着一个切入口:封禅是大典,涉及天子面子;若在这种场合任用私情,等于把“私心”写进国家礼仪之中。抓住这一点,就不只是“升官过快”的小问题,而能上升为“坏乱国家典章”的大问题。
于是,一封封奏章开始往皇帝案头飞。内容大抵围绕几个点:一是指出某人(不点名也好,指名道姓也好)“乘封禅之典,私升亲属”;二是提到“朝纲所不容”;三是顺带翻出张说以前的一些旧账,比如收受礼物、结党营私之类。
唐玄宗对张说并非没有感情。开元初年,是张说协助他巩固政权,安抚藩镇,整顿文武。两人之间也有不少“共事”的旧情。但皇帝毕竟是皇帝,感情归感情,面子、权力、朝中风向又是另一回事。
在奏章积累到一定程度以后,玄宗已不可能装作完全不知道。有的传说里,说他曾把奏章摔到一边,说一句“此朕所知也”,表示自己了解情况。但这样的态度坚持不了太久,尤其当“泰山之力”的笑谈连太学生、士人都开始引用时,这已经不简单是中枢内部的风言风语,而是影响到了朝廷声誉。
不得不说,舆论的压力,在那个时代同样存在,只是形式不同而已。对于玄宗来说,一方面要维护“开元之治”的清明形象,另一方面又不能让御史台觉得皇权包庇权臣。这样一平衡,结局就变得比较清晰了。
很快,诏书下达:张说被罢免中书令之职,外放为鄂州刺史。表面看,是“出为方镇”,还算体面;实际上,他离开了权力中枢,离开了决定天下大事的那张桌子,政治生命基本画上句号。
长安城里,议论的焦点不再是郑镒的官职,而是:权势如张说者,竟然会栽在这件事上。有一点值得注意,很多人并不否认张说此前的功劳,历史对他的评价也并非一黑到底。但在这次事件上,大多数人的态度很简单——“宰相提拔女婿”,触了官场公认的忌讳,遇上吏治风紧,自然格外危险。
从制度角度看,这件事也算是一例颇为典型的“人情与规矩的冲撞”。若没有封禅的背景,若没有开元对吏治的强调,张说帮女婿升个一两级,未必会有如此后果。但偏偏是在大典之后、盛世之中,加之舆论发酵,才让这次超常规提拔变成众矢之的。
五、远去的权力与鄂州的夜

离开长安,赴任鄂州,对张说来说是一次从云端到江面的落差。
鄂州在唐代属江南东道,地处长江中游,水路发达,却远离京畿。一个曾经在紫宸殿前与天子讨论国是的中书令,如今成了地方刺史,这本身就是一种无声的提醒:权力可以来得快,也可以散得快。
张说这一生,其实已经习惯了起落。早年因为为武则天作颂,被提拔;后来又因政争被贬;再起,再跌,再起。他的才华在文学上有很高评价,与燕钦融、宋之问等并称一时,被称为“燕许大手笔”。也正因为读书写作出身,他对文字有种特别的敏感,遇事容易用笔来回应。
到了鄂州,这位曾经的权臣离开了纷争中心,有了大量独处时间。往日来往于相府的士大夫,自然少多了,真正能坚持通讯的不过几人。权力远去,人情冷暖,体会就会格外清晰。
正是在这样的环境里,他开始回想自己的一生:从出仕、得势,到收礼、荐人,再到封禅、提拔女婿、遭遇弹劾。很多细节未必记得一清二楚,但几件关键大事总在脑海里打转。从这些经历中,他想透的一个问题,正好落在那篇《钱本草》里。
六、《钱本草》:用药的眼光看钱
“钱,味甘,大热,有毒。”这句开头,在后世被引用了无数次。
本草,本是古代药物学著作的统称,如《神农本草经》《新修本草》,记录各种药物的性味、主治、采集方法等。张说把“钱”当作一种“药”,给它写“本草”,既带几分讽刺,又带几分冷静。
在这篇短文里,他写钱的“性味”:甘,说明它让人觉得甜、美好;大热,说明它容易让人血气上涌、心绪急躁;有毒,则点明钱本身具有负面杀伤力。这种归纳,用药学的笔法,点出钱的双重属性——既能治病,又能致病。
接着,他写钱的“主治”:可以“利邦国”,也可以“污贤达”。用得好,国家财政充盈,百姓生活改善,军队有饷,官府有用;用得不好,贤人因为钱而名节受损,清议被污染,社会风气变坏。
他又谈“采之之法”:大约是说,钱应该从正常渠道获得,通过劳作、征税、交易,而不是偷盗、贪污、勒索,用“药引”的方式暗示获取钱财也需遵循“道、德、义、礼、仁、信、智”七个字。钱若脱离这些,就容易变毒。
有意思的是,他把钱的药引写成“道、德、义、礼、仁、信、智”七味,意思很直接:钱如果没有道义、礼法、仁心等来约束,就会失控。换句话说,钱本身只是中性之物,但一旦进入人心,若没有这些“药引”,它的毒性就会蔓延。

这篇文章字数不多,却层次清晰,既像一篇讽喻,也像写给自己的警策。结合张说的经历,尤其是封禅后为女婿谋官这件事,很多人读到这里,很难不产生联想——那一次,他也是用权力去“采钱”“变现”自己手上的资源,把公权当作一种可交易的资本。
不得不说,把钱设想为一种“大热有毒”的药,比简单道德谴责要深一层。药有毒,人人皆知,但在必要时仍要用。关键问题不在“用不用”,而在“如何用”“用多少”“何时用”。钱也是一样,离不开,躲不开,只能面对它,管住它。
从士大夫的角度看,《钱本草》还有另一层意味。很多在政治上遭遇挫折的文人士大夫,都会借文字来重建自己的某种秩序。有的人写史,以他人兴亡自照;有的人写诗,把无奈放进句子里;张说则用本草的形式,写了篇关于钱与人性的“处方笺”。
七、人情、权力与一念之间
回望张说的这段经历,最打眼的,是那一念之差。
若没有封禅后的那次超常规提拔,他的宰相之位或许还能多坐几年;即便后来因其他缘故被替换,评价也未必会被“任人唯亲”压住。但历史就是这样,往往在看似“小事”的节点转弯。
唐代的制度设计,尽管存在许多漏洞,但对于“宰相用人”的边界还是有基本共识的。亲戚可以用,但不能太快、太显眼,更不能在重大典礼和全国瞩目的场合中,借机上位。张说偏偏踩在这条线的边缘,甚至有点超线,这就给了御史弹劾的机会。
从另一个角度看,张说并非那种只会徇私的权臣。他在开元前期的确有功,治军、修史、整顿文风都有不小成就。问题在于,长期掌权后,很容易对“规矩”产生一种错觉——只要大方向对,小地方稍微“照顾”一下亲信、不伤大局,应该也算合理。这种心态,正是很多大臣晚节不保的根源。
钱,在这里是一个很好的象征。封禅这样的国家大典,本身也消耗巨大的财力和人力。权力、声誉、金钱、人情,在这样的场合交缠在一起。张说在封禅中居于核心位置,有能力安排许多事;而等到他失势之后,思考最多的却偏偏是“钱”的问题,倒也算一种讽刺。
《钱本草》流传下来,后世读者多半把它当成一则小品文来看,谈笑间说“味甘、大热、有毒”几句,觉得精辟。可把它放回开元十五年前后的语境里看,里面那种“既亲近又警惕”的态度,就显得凝重许多。
张说这一生,既尝过权力最甜的部分,也被它“烫”得不轻。晚年在鄂州写下这篇“奇文”,或许并不是要教训谁,也不是要说理给天下人听,而只是对自己用过的权、收过的礼、帮过的亲戚、错过的边界,做一次冷静的归纳。
钱像药,人心像病。药本无意,人自有心。看懂了这一点,再读他那句“味甘,大热,有毒”,其中的滋味,就不只是辞章之巧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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